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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县官杜‘du’凤治日志{zhi}中的晚清政界

admin2021-12-2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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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政界现形记》《二十年眼见之怪现状》等训斥小说描绘了晚清政界的贪腐残暴,着实小说中的情节并非完全杜撰,在晚清广东州县官杜凤治的日志中,许多细节都能获得印证。杜凤治(1814-1883),浙江绍兴人,1866-1880年在广东任州县官。宦粤时代,他一直保持着写日志的习惯,纪录了考试、催征、捉拿等公务详情,尚有大量官员任免、政界内幕、中外谈判、风土人情、物产物价、奇闻逸事等内容。杜凤治日志现存40册、近四百万字,藏于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邱捷教授积20年之功,阅读、点注这部日志。他随手摘录有趣片断,参考其他文献对日志内容举行剖析、解读,著成《晚清政界镜像:杜凤治日志研究》一书,克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书社出书刊行。晚清政界是怎样的图景?州县官怎样审案?他们与地方乡绅若何相处?汹涌新闻·私人历史就上述问题专访了邱捷教授,以下为访谈正文。

邱捷教授

多姿多彩的晚清政界

汹涌新闻:您研读杜凤治日志20余年,昔时是什么机缘接触到这部日志,又为什么保持对其的兴趣达20年之久?

邱捷:杜凤治日志何时最先珍藏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现在已查不到了。上世纪50-60年月,老一辈学者周连宽、冼玉清都阅读、引用过这部日志。我信托周先生对照仔细地读过所有日志,但两位先辈的文章对这部日志的引用都很少。为何几十年间这部日志没有起学者注重?我想,这与很长时间内中国史学界过于关注“重大问题”的倾向有关。这部日志的作者是个州县官,日志对研究太平天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重大事宜”没有若干用处,加上分量太大,又很难读,以是读和用的学者就不多了。

青年学人何文平(现为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时代(1998-2002),为学位论文《伏莽问题与清末民初的广东社会》(修改弥补后写成《事宜中的地方势力——清末民初广东的伏莽问题与社会秩序》,广西师范大学出书社2011年版)网络资料,阅读和引用了这部日志的若干内容。我忝为指导西席,自不能不随着他阅读日志的相关部门。读开了头,就以为其中内容很有意思,于是继续读下去。从2006年起,行使日志的内容写了几篇文章在《近代史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等期刊揭晓。2007年,广东人民出书社把杜凤治日志所有影印,以第一册的题署《望凫行馆宦粤日志》作为全名,收入《清代稿钞本》出书。

影印本出书后,张研、徐忠明、陈志勇、王一娜等学者行使日志部门内容写了论著。但大部门内容尚未有学者充实行使。估量照样由于分量太大,欠好读。2012年,广东人民出书社商请我对日志做点注,又读了七八年。做点注必须每个字都认出,每句话都读懂,做起来不容易,很辛劳。经常会为认一个字查多种工具书,或讨教几位书法家,有时还得靠猜。由于杜凤治写草书未必规范,有时还会写错字,仅仅认字就够我烦心的。此外,搞清“谁是谁”更是一个难题。日志所记人物数以千计,多数是不见于史籍的小官、幕客、书吏、士绅、庶民等。杜凤治很少以本名、全名、正式官名称谓政界人物,多以其字号、外号、官名别称、官名别称之简称来记述。如巡抚称为“中丞”,布政使称为“方伯”,按察使称为“廉访”,道员称为“考察”,知府称为“太守”。有时甚至用更偏僻的别称(如称布政使为“薇公”)。统一个称谓又可能指差其余人,如日志多以“方伯”称布政使,但杜凤治宦粤十几年,其间实任、署理的布政使前后有十几人,若是搞不清各个布政使的交接时间,就很难知道日志某处的“方伯”指谁,该处大段记述也就无法读懂了。

我最先点注时已是“奔七”的人,大部门事情是70岁后做的。幸亏广东人民出书社给了许多激励、支持,柏峰、张英明等编审、编辑对书稿做了异常专业、异常仔细的编辑。这项事情终于得以完成,一两个月后,近400万字10册的《杜凤治日志点注》即可出书。我在阅读、点注时随手抄下一些资料,写成《晚清政界镜像——杜凤治日志研究》(后文简称《镜像》)一书,今年5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书社出书。在点注杜凤治日志和写那部书的历程中获得许多同伙的辅助和指点。例如,由于年迈和其他缘故原由,我一直没有到过绍兴网络资料,连杜凤治的卒年也未能查清。《镜像》出书后不久,绍兴市柯桥区实验中学邓政阳先生想法查到我的电话,告诉我杜凤治的卒年以及《会稽杜氏家谱》的若干纪录,使我可以在《杜凤治日志点注》出书前补上。

由于日志的内容既有学术价值又很有趣,信托其他学者有时间读也会不停读下去。我尚有一个小小的私人理由:先高祖是道光年间宦游来粤的州县官,与杜凤治身份、履历很相似,但比杜稍早。我在日志居然发现几段关于先高祖、先曾祖、先伯祖、先祖姑的纪录,这就增添了我阅读的兴趣。

汹涌新闻:请您先容杜凤治其人,您对他若何评价?

邱捷:杜凤治(1814-1883)是浙江绍兴山阴县人,举人身世。1866年起在广东任过广宁(两任)、四会、南海(两任)等县知县,罗定直隶州知州(两任)和佛冈直隶同知。终其一生,是清皇朝一名中下级文官。

评价杜凤治,不妨以其日志为主要资料,分三个条理谈谈。第一个条理,作为一小我私人,杜凤治体魄强壮、精神充沛,人也伶俐,有较好的心理素质,待人接物很正常。第二个条理,作为一个士医生,他受过系统、严酷的儒学训练,学问不错,对三纲五常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仁政爱民”等等是至心信仰的,立身尚算谨严(如一生都不纳妾,远避女色)。他勤学不倦,在一定水平上愿意接受新事物、新知识,对天下的领会比一样平常士医生多。第三个条理,作为一个官员,他勤于公务、郑重仔细,该逢迎上司的地方从不怠慢,编织政界关系网更是竭尽全力;对治下的国民不算太过,恤孤悯贫、兴利除弊的事(如在罗定州起劲防止溺女婴)也做了一些。固然,他在维护“王法”、维护官府权威、维护自己利益时对国民也会很强硬、阴险。按当日清朝政界的状态,很难说杜凤治是清官照样贪官。不外,他在钱银问题上相当精明,抓紧一切可以获取收入的时机,该拿的银两坚决拿,该花的大方花,尤其是馈送、打点上司的银两只会多不会少。他收受“法定收入”(俸禄与养廉)以外的银钱注重不留把柄,又一个钱打二十四个结,量入为出,以是辞官归里后,宦囊蓄积足够本人、家族过上富足生涯。在 *** 战争后外国不停扩大对中国侵略的靠山下,他一方面不无忧虑、期望抵御外侮,但又同上司一样既畏惧又不领会“洋鬼子”,在咄咄逼人的外国在华官、商眼前无能为力,不得不经常妥协退让。他愿意读《瀛环志略》等书,还经常读报,但对天下事态、近代科技等又不能能有较深入的明晰,对政界种种迷信、愚昧的礼貌都推行如仪。

上述矛盾显示集中于杜凤治一身,但这又是异常合乎逻辑、完全可以明晰的。总的来看,杜凤治可说是清朝一个尺度的士医生、有代表性的州县官。若是今天要研究晚清的士医生或中下级官员群体,杜凤治是个很有代表性、很值得注重的研究工具。

汹涌新闻:本书书名是《晚清政界镜像——杜凤治日志研究》,杜凤治日志描绘了晚清政界怎样的图景?

邱捷:杜凤治对政界的一切都有兴趣,自己也竭尽全力地谋取功名利禄,为当官补缺使出全身解数。他写了十几年、几百万字的日志,绝大部门都有关政界,可说杜凤治周全、仔细、准确、生动地形貌了晚清广东甚至天下政界的的方方面面。要用几句话归纳综合这部日志有点难。我以为,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杜凤治的日志既反映了人人想象中清代政界的图景,也反映了不少人们以往未注重,甚至不知道的图景。

例如,我们以往都知道晚清政界“无官不贪”,官员颟顸凶残,上下级之间尊卑明晰,官员们为升官发家毫无廉耻、钩心斗角,等等,这都是真实的,日志提供了大量详细的例证。清代政界上下的利益运送链,或者所谓“潜规则”,在日志里有淋漓尽致的展示。清朝的制度设计决议了所有官员都无法靠“法定收入”维持正常的公务开支,更不用说政界馈赠、行贿与维持自身、家庭、家族的生涯了。以是,官员们必须千方百战略取“法定收入”以外的钱银。从督抚到未入流佐杂的各级怙恃官员,巨细武官,北京的各级京官,甚至“清贵”官如翰林以及学政、乡试主考等,无不云云。日志有些细节,还可以让我们对清朝政界的漆黑、专横、贪腐加深熟悉。例如,我们都知道知县大老爷可以随时、随便打平民国民的 *** ,但未必知道,只管清朝王法并未给州县官杀人权,但州县官可以相当随意地处置疑犯甚至无辜者的生命。日志以平实的语言写了州县官使用立毙杖下、站笼、钉人架子以及折磨之法杀人的例子,有些甚至是其他文献很少提及的(如用钉人架子把人钉死)。

然则,清朝政界又有另一面,包罗不少今人想象不到的一些细节。例如,在遵照上下尊卑原则的条件下,政界有一套调适上下关系、相互通知抱团的伦理。上司对下属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任性妄为,做得太过会有物议,影响威信。个体掉臂结果的“牛二”小官,有时可以把政界上下闹得无可怎样,上司们还得想法抚慰。又如,今人想象中清朝官员相互来往都市谨言慎行,但杜凤治日志反映了他同其他官员私下谈话时往往童言无忌。巡抚也会同杜凤治谈论自己同总督的矛盾,议论总督受贿。总督、按察使也会同小官杜凤治闲谈其他官员的八卦新闻。

清朝官府很少为平民国民着想,官员残民以逞的事,日志纪录不少。但日志又写了一些今人会以为惊讶的细节。如省垣有国民建房时行使巡抚衙署的围墙做自己的屋墙,以节约一堵墙的修建质料,还在抚署围墙上开窗以利透风貌光。督署、藩署等高级衙署内竟有许多下层“执事人”乱搭乱建的衡宇。官府对穷人在城壕一带的“违章修建”一只眼开一只眼闭予以容忍。总督、按察使亲自过问被审讯官员打伤的未成年“住年”(常年住在雇主家的下层雇工),官府每年都向瞽者发放救助钱文,等等。又如,在今人心目中,州县官的“家人”(长随)都是文化不高、借助官威为非作恶之徒,这种看法在杜凤治的日志可找到不少例证。但也有些州县官的“家人”比官员还富有,有些“家人”是榜眼的密友,有些“家人”属于士绅,“家人”还经常作为州县官的代表介入公务。杜凤治日志所反映的清代政界图景是多姿多彩的,日志所记细节当为事实,至于这些细节说明晰什么,就要连系种种因素解读了。

汹涌新闻:杜凤治日志所记的官员以州县官为多,《镜像》也写了不少州县官的事。在一样平凡人心目中,知县大老爷威风八面,有许多时机舞弊贪污;人们又熟知知县是“七品芝麻官”。杜凤治日志所记与一样平凡人的认知似乎不尽相同,请您再说说清朝州县官这个群体的一些情形。

邱捷:您所说的一样平凡人的认知也大要没有错。从制度上,知县出于权要层级偏下的位置。知县虽被称为“七品芝麻官”,但天下只有一千几百个知县职位,高于知县的文官职位天下也许只有几百、千把个吧,而低于知县的七八九品、未入流文官职位可能有几千、上万个。这样看来,知县在清朝文官序列中又不属于底层。而且,每县只设立一个知县,属下的文官少则一两个,多则十个八个。县衙是“一人 *** ”,在一个县,知县说了算。若是拿今天公务员的职位不确切地比附一下,知县相当于县委书记兼县长,又兼任财政局长、国税地方税局长、公安局长、教育局长兼考试中央主任、法院院长(按制度全县只有知县一个官才有权审案)、审查院审查长、主任法医(知县虽不必亲自验尸,但必须加入监视,肩负磨练效果的执法责任)。当南海知县时还兼广州市市长、城管局长、水利局长、省外事办主任。

知县的职权云云多,但属下却没有设立职能部门,专职专任的下级也很少。大部门公务经费朝廷和上司不提供,知县必须自筹。这样看来,当知县很不容易、很辛劳。不外,知县基本不为平民国民提供服务,他管全县的教育、考试,着实只管一两个或几个书院以及科举的县试,对青少年念书识字的事就不管了。知县一切施政,就是维护清皇朝的统治秩序,保证准时足额上交钱粮。只管清朝律例对知县的权责有详细的限制,但基本上是“纸上空文”。各级上司现实上对知县也管得很少,有些事是管不了,有些事是知道了也不管。知县在行使征收、司法等权力时近乎不受监视,以是,确实是威风八面,而且有许多谋取法外收入的时机。不外,知县的法外收入不能一人独吞,其中部门要馈送给上司,部门要用于公务,剩下的才是宦囊收入。当知县能否不亏累,能否发家,能否发大财是由许多因素决议的。

杜凤治日志两次引用了撒播于政界的一段顺口溜:“宿世不善,今生州县;宿世作恶,知县附郭;罪大恶极,附郭省垣。”这是州县官们的讥讽。古今中外都经常会有人说官欠好做,很艰难的。清朝州县官也确实不容易做,首县知县又比一样平常知县难做,全省首县知县更不是一样平常官员能胜任的。然而,官员们只管讥讽、埋怨,但都愿意到富庶的广东当州县官,尤其是愿意补上南海知县这种要缺、优缺,杜凤治固然也是云云。

由于州县官的上级基本上是“治官之官”,州县官才是真正的“治民之官”和“治事之官”,以是在文官系列中,这个群体很值得重视。然而,州县官人数多,品级不高,在一样平常文献中又纪录不多。杜凤治自己是州县官,从州县官的角度写下了几百万字的日志,其中大量内容又写了州县官。这部日志也许是存世州县官日志中篇幅最大、内容最厚实的,这就为研究州县官群体提供了许多珍贵资料。

杜凤治在日志中引用的一段“政界口号”

州县官若何审案?

汹涌新闻:您在《镜像》中说过,杜凤治日志“是研究清朝法制史相当怪异、相当有用的史料”,能否再详细说明一下?书中您写了杜凤治十几个审案案例,这些案例反映清朝州县官审案时最主要的思量是什么?

邱捷:清朝法制史是相当热的学术领域,中外执法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都有学者举行研究,功效之多,可以说数不胜数。清代的司法文书原件,现在存世的不少,刑部档案,巴县、南部县档案,新竹、淡水档案都为学界熟知和重视。尚有许多官员、幕客编撰的公牍、公案、官箴书、文集等,都是研究清代法制史主要的资料。但学者较少引用州县官的日志,除个体学者外(如徐忠明用杜凤治所记梁宽杀妻案做了很精彩的研究),基本没人用过杜凤治的日志。

该日志所记案件也许有几百宗,涵盖了《大清律例》大部门罪名。众所周知,现在我们看到的清代司法档案,都经由书吏、幕客、官员的加工,公牍、官箴书加工的情形就更多了。出于种种缘故原由,这些文献所写与真实案情纷歧定相合。有时,改写的缘故原由甚至有点匪夷所思。如杜凤治在广宁任上,有县民“争取祀神利市花炮相殴”,引发性命。但上详此案时司法文书改为“索逋起衅争殴致死”。原本,“争取祀神利市花炮相殴”与“索逋起衅争殴”于情于法都没有多大差异,为何上详时要改动案情?对背后的缘故原由,今人就只能展望了。于此可见,纵然是档案,其中案情也未必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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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凤治日志所记案情固然也未必可信。日志所记最大的价值不在于案情真相,也不在于杜凤治“若何”审案判案,而在于他“为何”云云审案判案。有些案件,杜凤治把前因结果写清晰了,有些案件却写了一半没有下文,但每宗案件,杜凤治都写了自己对案情的领会、疑问、剖析、判断以及讯断的理由。杜凤治所写案情是否真实我们今天很难判断,但他写自己的思索却是基本真实的。他往往掉臂案情、绕开王法办案,日志有时写明晰理由,有时没有写,但我们可以凭证日志的前后文展望出杜凤治为何云云判案的缘故原由。由此可以看到,清朝州县官行使司法权力时的种种考量。

作为清朝官员,杜凤治固然标榜推行王法,也不会果然掉臂案情。然而,他自己纪录的多个案例,却没有遵照《大清律例》来审理,有时也有意忽略案情真相。今人一样平常以为,清朝官员不按执法办案都是由于贪赃枉法。杜凤治纵然在行使司法权时受贿,固然也不会写入日志。从一些案件看,贪赃枉法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有些案件,涉案者都是穷民,没有受贿能力,杜凤治也不依法解决,甚至不惜自掏腰包赔贴点小钱让案件尽快了却,用“贪赃枉法”就注释不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杜凤治办案常用的手法。制止缠讼,客观上有一定合理性。清朝审理案件,无论原告被告,通常都市先行羁押,以使当事人能随时赴审。而羁押时代所有用度,包罗饮食,都要由当事人自己肩负。但凡打讼事,纵然按礼貌,涉案各方也都有许多交费项目,而且一定会受书吏、衙役等人的勒索、虐待。以是,杜凤治让案件尽快了却,甚至不正式进入司法程序,未始没有为当事人着想的因素。

但州县官做事,多数不会太多为小民着想。杜凤治绕开王法审案,固然首先是为自己思量。一些大案、重案进入司法程序,若是疑犯是穷人,那么解送、复审、打点上级衙门等用度就要杜凤治出。而且案情越庞大,越容易被上司衙门、刑部书吏挑剔索贿。一些重案(如严重的 *** 案)发生,上司会指斥知县没有做好教养、提防,政界对头也会予以行使来倾陷自己。总之,州县官若何审案判案,首先是要不影响自己的官位,不给自己带来贫苦,不会让自己增添开支,若是能获得法外收入固然更好。在这个条件下也会从人情、现实出发,适当照顾、体贴当事人。在清朝司法制度下,任何官员都难以做到公正,杜凤治就算有心做青天大老爷为小民申冤,也有心无力,搞欠好还会让受害者遭受更多危险和损失。以是,从日志看,杜凤治对自己不遵照王法审理和讯断的案件都很心安理得。

汹涌新闻:《镜像》用一章写了州县官与士绅的相助与冲突,但看起来冲突似乎更多。官、绅都是清朝的统治阶级,为何会有云云尖锐的矛盾?杜凤治日志为领会清代官绅关系提供了哪些新的熟悉?

邱捷:我的书没有对官绅关系做周全研究,只讨论杜凤治日志中的官绅关系,而且,对“人所共知”的事就不写或少写,以是会让读者以为官绅矛盾许多、很尖锐。着实,官、绅之间有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在维护清朝统治秩序这个基本问题上利益是一致的。在重大问题上和多数情形下,官绅都是相助的。咸丰、同治年间的农民大起事,就是官、绅相助镇压下去的。杜凤治日志中有大量官、绅相助的事例。

官、绅的矛盾与冲突许多因钱粮征收引起。清朝地丁向土地业主征收,一样平常而言,士绅拥有的土地多于庶民,而清朝对士绅并无减免钱粮的优待,州县官经常责成士绅带头交粮,以及谕令其催收本族、本村的钱粮。若是州县官“催征严酷”,或与当地士绅的头面人物闹翻,就有可能引发官绅冲突。士绅会接纳上控、散布匿名揭帖、通过本州县在省垣或京城任职的高官干预、 *** 闹考,甚至激昂民众暴力匹敌的设施对于州县官。但只要事情闹大,通常是官绅两败俱伤。以是,双方都市只管制止冲突,发生后也会只管寻找体制内解决的设施。

杜凤治初任广宁知县时,由于履历不足,在征粮问题上同当地士绅发生矛盾,广宁士绅便提议闹考 *** 县试,使杜凤治相当狼狈,而提议闹考的广宁士绅也面临严肃惩处。杜凤治由于获得上司的支持,自己也处置适合,闹考事宜得以化解,广宁士绅屈服而免受严肃处罚,杜凤治只是从优缺广宁调去瘠缺四会继续当知县。官、绅各有损失,幸而不致伤筋动骨。这次广宁的官绅互斗,虽稍有溢出“王法”之处,但终究在体制内举行,最后也在体制内相安无事。这一方面与广宁士绅的相对弱势有关;另一方面,各级官员,包罗杜凤治本人,都不想、不能对士绅接纳过于强硬的态度。广宁的官绅较量,若干反映了这两个统治阶级间较量时的一些“游戏规则”。厥后杜凤治吸收履历教训,很注重处置同地方绅士的关系,尤其注重笼络地方绅士首脑,这也是他十几年做州县官做得顺顺当当的缘故原由之一。

咸丰、同治年以后,广东各级官府激励、督促各地士绅设立“公局”,公局获得官府的授权,具有捉拿、征收、拘传、调整、羁押、初审等权责,并拥有直接指挥的武力,成为典章制度所无而现实上运作的墟落下层权力机构。县衙与公局文书往来、知县与局绅相见礼仪等也参照官府的程式。杜凤治日志有大量依赖局绅征收钱粮、捉拿伏莽、调整纠纷、考察案情的纪录,甚至默许、委托局绅直接处置案件。这都是州县官与士绅相助维护清朝统治秩序的事例。

杜凤治日志

晚清广东的“变与稳固”

汹涌新闻:杜凤治十几年间在广东治理过几个州县,包罗省垣广州,接触过的人不少,处置过的事很普遍。从杜凤治日志,我们可以看到晚清社会怎样的面目?

邱捷:杜凤治日志,绝对是研究晚清社会,尤其是晚清同治、光绪年间广东社会极有价值的史料。由于“社会”这个词寄义太厚实太普遍,要从“社会晤目”来谈这部日志,可以有许多个角度。例如,我们常说晚清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杜凤治日志就可以找到许多证据。位于广东省垣卖麻街旧两广总督署在第二次 *** 战争毁于英法联军,原址厥后还被法国人用以修建教堂(广州圣心天主堂,又称石室),日志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1866年11月12日)记下了当日督署迁到司后街(今越华路)新址。日志还记下了布政使衙署部门园林被法国占有为领事馆。日志多处提到,驻粤外国领事官员对两广总督以下的清朝官员都诸多苛求,干预中国司法,介入种种民刑案件,经常态度野蛮、不容分说,中国官员却只能委屈叱责,只管知足外国人的要求。民间的揭帖(匿名传单或小字报)称“广东无福,遭夷淫毒,为今之官,番鬼仆众,受鬼使令,有如六畜”,反映了中外、官民矛盾的尖锐。但我禁绝备从这个角度多谈,由于人人都上过历史课,都很熟悉,无须我多说。我下面从近代中国社会的“变”与“稳固”的角度谈谈杜凤治日志。

杜凤治的乡试同年李鸿章(杜凤治60岁生日李鸿章曾致送贺联)说过,当日的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晚清所发生的内忧外祸,确实是上至君相,下至庶民从来没有履历过,甚至没有想象过的。今日我们研究晚清历史,着眼点主要照样在“变”的方面。杜凤治是小官,说不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样的话,但日志许多地方都反映了这个“变局”。杜凤治记下了许多来自外国的新事物,如他一再写汽船,再三叹息西方科技的“夺造化之奇”。有一次针对汽船失事的新闻,杜凤治议论说,纵然有时出险,外国人照样会乘汽船来,中国人也不得不乘坐汽船,汽船取代中国风帆不能制止。官员们公私事务也经常乘坐汽船。杜凤治还奉总督之命介入对外谈判,处置过多宗中外经济纠纷。他使用外国的温度计、钟表,记时干支、钟点并用,以洋酒招待客人,出高价为自己与家人拍摄照片。日志多处纪录了广东绅民很容易到港澳与出洋。遇到中外谈判的大事,从总督瑞麟到小官杜凤治都感受到天下事态的转变造成的压力。

然而,日志又在许多地方反映了社会阻滞稳固的一面。例如,杜凤治在日志里基本没有提及自己和家人购置洋布做衣料。对照海关对那时洋布入口的统计数字,可以判断大多数官、绅、民穿衣并不靠洋布,洋布远远没有取代土布。中海内地最早的西医医院博济医院就在南海县辖地,但杜凤治两任南海知县共5年多,日志却完全没有关于他本人及家人请西医诊治的纪录。杜凤治知道地球是球形、月球围绕地球转的事实,但每逢日食、月食,照样举行祈禳。清朝的所有制度,包罗官制、科举制、税收制度等等都没有任何实质性改变,对洋务运动,杜凤治只作了一些零星、侧面的纪录,上司花钱购置机械,杜凤治以为是不急之务、虚耗款项,不如用于赈济。广州都会名目也与千百年前大同小异,都会住民生涯似乎转变不太大(只是粮食不少从越南等地入口,消费某些外国商品)。尤其是无论杜凤治本人,照样他的上司、同寅、下属,或者日志中的绅民,没有谁想过中国必须彻底转变。杜凤治对清朝制度丝毫没有嫌疑,对若何生长民生经济、若何学习外国先进科技没有思索过,对学习外国政治执法制度,改变中国传统头脑、行为方式更是不会容忍。前面说过,杜凤治在士医生群体、中下级官员群体都一定代表性,他自己以及日志中许多人物,头脑和行为方式基本上仍未走出中世纪。从杜凤治等人身上可以反映出,纵然到了光绪初年,中国社会政治改造、社会改造的基础仍很微弱。

至于城乡住民的年成物价、衣食住行、习惯祭祀、演戏赛会等,日志记下不少,这也是社会晤目的内容,都是研究者很感兴趣的史料。

汹涌新闻:比之天下,晚清的广东怪异之处在那里?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都是广东人,能否在杜凤治日志中找到日后广东成为维新运动与辛亥革命策源地的一定关联性或者启示?

邱捷:晚清的广东,是反抗外国侵略中国的前沿,又是外国先进新事物传入中国的窗口。同时,广东民俗强悍,勇敢活跃,富于反抗精神,开放包容,容易接受新事物,善于谋划商业。广东人“富于反抗精神”这一条,稀奇令清朝统治者头疼。太平天堂运动的提议者洪秀全、冯云山都是广东人。19世纪50年月,天地会向导的洪兵起事席卷广东,清朝官绅联手,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镇压下去。咸同年间,粤西土客大械斗造成的殒命数以十万计,有人称之为一场“被遗忘的战争”。广东的伏莽问题也比大多数省份严重。因此,治粤的清朝仕宦无不把防止下层人民反抗、维护清朝统治秩序看成首务。在晚清,清廷确定粤督人选时都很注重其军政能力。杜凤治宦粤这十几年,是晚清广东相对平靖的时期,日志记下了不少“太平情景”。但作为直接统治国民的“亲民之官”,杜凤治对广东的强悍民俗有亲身体会,敏锐地感受到许多人的不满,四处充满致乱因素。

杜凤治对广东的富庶颇为赞叹,但对广东的民俗、民情却始终不看好。他以为广东盗贼多,缘故原由是广东民俗奢侈、加上生育过多,人满为患,父兄牵制不严,人心浮动,因此他预言“设有仗义疏财、辍耕叹息之奸雄出,攘臂一呼,势必人如归市,十万众可立致也”。他固然不能能熟悉、明晰引发大动乱的的社会、经济、政治缘故原由,其知识和履历,使他只能想象太平天堂、红兵、伏莽这类反抗运动。他所说的广东“十年内外必有事”没有应验,然而,杜凤治离粤后十几年,日志里多次泛起的人物康赞修的孙子康有为掀起了维新变法的波涛;而在杜凤治来粤昔时出生的孙中山在19世纪90年月也最先了推翻清朝的革命流动。这些,杜凤治不能能未卜先知,但他设想的广东万万“思乱”人群被发动起来,却成为现实。广东果真成了打击清朝统治的“大乱”起源地。杜凤治日志大量关于社会动乱因素潜滋暗长的纪录和议论,也可使我们可以对广东厥后成为近代政治改造以及革运气动的策源地看到一些远因。

近代中国,稀奇是近代广东有两个对社会转变影响较大的群体:新式知识分子和商人。杜凤治与其时人数少少的新式知识分子完全没有接触,同从事新式行业的商人很隔膜,以是,在他的日志完全看不出这两个群体的头脑动向与转变要求。

《晚清政界镜像:杜凤治日志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书社,2021年5月

日志研究的注重事项

汹涌新闻:《政界现形记》《二十年眼见之怪现状》等晚清训斥小说不少情节,在杜凤治日志中都可以找到印证。您以为这些晚清文学作品对历史研究有何作用?能否与杜凤治日志对照一下?

邱捷:文艺作品泉源于生涯,晚清训斥小说有关社会漆黑、政界溃烂等情节,虽有漫画化、强调的倾向,但多数并非无中生有。早有学者考证过,《政界现形记》《二十年眼见之怪现状》、《孽海花》等小说中不少人物都有其原型。《政界现形记》所写的总督、巡抚、布政使在官员补缺、委差问题上的徇私受贿和权力争取,州县官按缺分优苦定期定量向上司馈送银两,所有官员都全力谋取法外收入,有些州县官遮盖怙恃去世的新闻抢收钱粮,有些州县官在交卸前“放炮”征粮(削减成数提前征收)致使后任少收,等等,在杜凤治日志都可以看到同样的事例。李伯元的《活地狱》写了某些州县官以站笼和其他酷刑大批正法只有稍微犯罪的人,甚至无辜者。以往我们会以为这是小说家言,未必真有其事,就算有只是个体征象,读了杜凤治日志才知道州县官普遍这样做,只是非刑正法的人数不会像《活地狱》说的那么多而已。

这些晚清训斥小说,除了是文学研究的主要史料之外,也是史学研究值得重视的资料。以往稍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读小说,晚清训斥小说对政界贪腐残暴的形貌描绘,与其时多数人的生涯履历、所见所闻是很吻合的。在这些小说中,从朝廷到各级官府,从大学士、军机大臣到未入流芝麻官,没有一个好人,个个官员都是颟顸可笑、庸俗 *** 、凶残贪腐的人物,这样的朝廷、这样的官府尚有什么资格继续存在?一样平凡人未必容易读到和读懂《民报》和革命党人其他宣传品,但很容易读到《政界现形记》等小说(清朝对训斥小说似乎没有查禁,《政界现形记》在上海、广州多次果然出书)。我以为,晚清训斥小说在解构清皇朝的“正当性”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若是有人去研究晚清训斥小说受众的情形以及所发生的影响,会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不外,我在晚清文学领域只是读者而不是专家,上面这几句,随便说说而已。

由于您问起,话题扯远了。简而言之,晚清训斥小说虽泉源于生涯,但情节强调、虚构都在所难免,而且,究竟是小说,学者在研究时很难直接引用为论据。而杜凤治所写都是亲历、亲见、亲闻,又写得平实,故更可信,作为史学研究的论据更相符学术规范。

汹涌新闻:日志是历史研究的主要史料,《蒋介石日志》的果然就推动了蒋介石研究,从而也推动了民国史、中国近代史等领域的研究。信托杜凤治日志影印本、点注本先后出书也会对清代州县制度研究的领域起一定推动作用。您以为,行使日志举行史学研究研究应该注重哪些问题?

邱捷:历史研究的史料很普遍,学者向来都重视日志,尤其是分量较大、延续纪录多年的日志。日志通常是当天写下(纵然补写的也不会隔太久),影象失误的可能性小些,日志也会更真实地反映作者的真实想法。而日志因其私密性,会记下其他文献没有反映的事实。职位主要者的日志,如《蒋介石日志》,因涉及许多重大历史问题,自然更受研究者重视。

一样平常而言,在政治、军事、学术等方面有很高职位者,会预见到日志日后一定会被果然,以是,下笔时自觉不自觉都市有所忌惮,学者引用时必须思量这个因素。杜凤治是小官,进入仕途时已53岁,他又是一个对照理性的人,他当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会名看重史,写日志不是为塑造自己形象以流芳后世。在当日,几百万字的日志绝无刻印出书的可能,日志中大量对上司、同寅、下属甚至至亲密友刻薄的谈论,甚至记下了自己的一些隐私,也说明杜凤治写日志时并不计划把日志示人。日志只是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以及亲自履历的平实记下,并写下自己的考察和思索,最多只是想通过记日志宣泄一下情绪而已。作为史料,这种“为写而写”,并无刻印出书预期的日志更可信。

但我不会以为杜凤治的日志所有相符事实。我阅读全今天记的体会是,杜凤治有关上司指示、同寅谈论,以及自己催征手段、滥施酷刑、种种支出、财富处置等记述基本可信,他也没有理由编造事实自己骗自己。但他对广东社会、广东习惯的记述与谈论,一定有片面甚至失实之处。对一些详细事宜的记述,也会因兴趣、亲疏、好恶有所选择、剪裁,听说失误、判断欠妥、知其一不知其二等情形一定存在。因此,不能以把杜凤治在日志所记内容简朴地视为信史,但日志所反映的杜凤治的心态应该是真实的。对史学研究者而言,若何行使史料是一项基本功,既然这部日志史料价值很高,只要根据学术研究的规范去行使,一定对许多课题的研究都有用处。

(薛瑞对本文亦有孝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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