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现在办公室窗外阳光明亮、温暖，俯瞰楼下的绿色草坪，罗马柱上盘绕的藤蔓间有红色叶片。有一点季节的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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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于南方的南方，上海人一样平常将自己所在的地域称为江南，这些年学者也频频向民众从历史地理上厘清江南的观点，从先秦时期的长江中游，唐贞观元年设立的“江南道”、北宋时期的“江南路”……在漫长的时间里，大量移民南迁，人们所认知的江南，除了历史与地理的，也有在文化与艺术中认知的江南，甚至可能形成了心理观点上的江南。
1月8日，以“江南文脉何以蓬勃”为题的《收获》论坛，集聚了长三角地区的作家、杂志主编和谈论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作家周嘉宁说到疫情时代，她经常收听东北主播的电台，他们以为自己说的是普通话，但实在说的是方言。而江南的作家，在写作里也会对方言的使用很郑重，怕别人读不懂。
除了和祖父母住在一起的，一样平常的上海孩子交流都使用普通话，渐渐地会听不会说方言了。想起《收获》刊载金宇澄《繁花》时，作家西飏在谈论里写道，一样平常思维和语言使用上海话的他，写作中由于使用普通话，因此较少对话，较多叙述，换言之，是没有“声音”的，而金宇澄的小说是有声音的，作家为此付出了伟大的独具特色的起劲。
某种意义上，语言背后是作家表达的方法论和世界观，任何界说，都有可能是狭隘的。就像刚刚逝去的钢琴家傅聪，善于弹奏肖邦，但他说过：“我憎恨肖邦气概的肖邦。”任何文脉、文明，都是在交融和内在外延的拓展中，获得生长的动力。就如作家孙甘露强调的“挣脱出来的气力”，用鲜活的语言，不被规约的生长中的语言，来描绘转变的生涯，由于“作家就是本民族语言中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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